文人书斋到公众展室，早期中国都会的博物情节
2018年7月17日至19日，首届“艺术与科学”学术研讨会（Art and Science Forum）在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以“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历史”、“博物学家与博物馆收藏”与“博物精神与城市文化”三大论题为主，深入探讨“都会里的博物精神”（the spirit of museuology in the metropolis）。与此同时，“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特展也于上海历史博物馆同期开幕，展览首次完整呈现了上世纪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旗下的上海博物院旧藏，在炎炎夏日中为光怪陆离的都市文化送来一股浪漫复古之风。（详见：展讯｜上海博物溯源，一段你期待许久的艺术与科学盛宴）
本文将分为上下两期，对研讨会中“中国博物馆早期历史”与“博物馆学家与博物馆收藏”两部分进行回顾，梳理中国博物馆早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以启迪博物馆之未来方向。
前现代中国的收藏传统
如今，当代博物馆逐渐将“收藏”行为隐于幕后，更多地强调自身在公共教育与社会参与方面的地位，甚而也出现了不少不设置永久收藏的“博物馆”。但回溯中西方博物馆的起源，不可否认，对于物件的收藏与保管不仅是博物馆存在的基石，也是其最为核心的职能。而对于藏品内容的拣选，则在最大程度上奠定了博物馆各项日常工作的属性与方向。基于此种预设，虽然中国早期博物馆的机构理念与营运模式来自于西方文明，但事实上作为核心的“物”及其相关的收藏文化，大部分承袭自本国传统，这种文化基因在中国现当代博物馆中依然坚固地存在着。因此，与会多位学者提出，传统金石古物与博物收藏是中国早期博物馆发轫的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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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宫囿：对于博物学的兴趣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老师发表题为《清代的皇家博物与帝国想象》的演讲，介绍了清代皇家对于博物学的兴趣与实践，其中包括依照当时版图内的各类地貌与自然环境营建承德避暑山庄、制作各类疆域地图、编纂以《皇清职贡图》为代表的系列风土地理著作、编撰抄写并保藏《四库全书》等。袁剑老师指出，清代皇室对于博物学的热衷，事实上是对于其治下“帝国”这一概念进行具象化转译，使其以景观、图像与文字的形式显现并长久留存。
承德避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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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孔令伟教授的发言《书斋文化与艺术博物馆的另一种历史范型》，关注中国传统收藏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空间——文人书斋。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写到，“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助我进德进艺，垂之永久”，可见古器物收藏与鉴赏在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更进一步，传世与出土文物中具有艺术史典范意义的绘画、书法、古器物、石刻、碑铭及织物等范畴，在康德及其后继者所提出的“艺术四分法”（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与建筑）为代表的西方分类体系中无法得到充分解释。
孔令伟教授援引《汉语外来语辞典》，指出近代“博物”一词译介自日语“hakubutsu”，该词在日文中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保留其在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原意，泛指天下万物；第二种则为“博物学”的简称，内容涉及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对应英文中的“natural history”，是近代新式西学的代称。古代中国民间对于博物学的兴趣其实也相当广泛，例如《本草纲目》中就有对于本土植物和动物的分类论述，清宫收藏自民间的《海错图》更是兼具艺术与科学价值的杰出代表。但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博物学对于自然标本与实物的收集兴致寥寥，近代中国博物馆中的自然史类收藏主要是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与探险家所开创的。
明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中的文人书斋
近代西方公共博物馆范式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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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博物馆及其观念作为西方政治与文化环境中的产物，也随着19世纪时西方人的造访而首先在开放口岸城市出现，1843年开埠的上海即是最早的策源地之一。
曾出版《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一书的王毅教授提出，来华外国人所创办的博物馆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教会博物馆，例如徐家汇博物院；第二类为学校博物馆，如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第三类是附属于医院的标本陈列室与实验室，如北京协和医院中的病理学博物馆；第四类才是公共博物馆，下属亚洲文会的上海博物院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诚然，由于机构组织、地址搬迁或概念界定不同等原因，徐家汇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院创建的先后顺序依然是学者们讨论的议题，但目前基本可以断定，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最早的两座博物馆。
徐家汇博物院由法国来华耶稣会神甫韩伯禄（Pierre Heude）在法租界创建。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戴丽娟教授的研究，徐家汇博物院存在的时间为1868-1930年间，1930年后博物院迁入震旦大学，并更名为震旦博物院，直到1952年因机构调整而关闭。徐家汇博物院创办后的工作重心在于创建与丰富生物标本的收藏及其研究，不仅曾出版由土山湾孤儿院的青年学徒绘制的博物学图版，对外提供标本鉴定服务，同时也与同期的上海博物院拥有合作关系。但由于韩伯禄神父及其后继者所使用的生物分类体系与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有异，因而在国际学术界中的知名度与地位略低一筹。此外，徐家汇博物院对公众的开放程度也由于其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教会背景而有所限制。
徐家汇博物院，现为上海自然博物馆
与耶稣会修士同时期活跃在上海的还有英美侨民，他们成立的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ture and Scientific Society）在1857年时与皇家亚洲文会整合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下文简称“亚洲文会”），支会宗旨为“调查研究中国各项事情”，并计划设立图书馆与陈列室。1864年，亚洲文会指定专人负责博物院的筹建事宜，首要工作即广泛收集生物、矿物等各类标本，同时兼及古代文物与艺术品。据1933年11月出版的一期《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 Arts）记载，博物院首先于1874年在圆明园路（今虎丘路）上的一座二层楼房内落成。1877年，博物院正式定名为“上海博物院”，因其在文化与科学界的影响力，1886年租界当局将其所在的“圆明园路”改名为“博物院路”，这在近现代城市发展史中实为首屈一指。
据统计，上海博物院拥有生物标本20328件（尤以鸟类与昆虫类标本为代表），历史民俗文物及艺术品6663件。其中文物收藏中品相较好的有新石器时代彩陶、三代青铜器、中国历代钱币、汉代石刻、象牙工艺品等，这批文物后来部分入藏上海博物馆。
作为当时最为接近现代公共博物馆范式的机构，上海博物院不仅是标本文物收集与学术研究出版的重镇，同时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王毅教授在研讨会上指出，上海博物院“极欢迎中外人士参观”（《申报》1931年11月24日文），提供免费讲解，并配合教育部门向学校学生推出博物学专题讲座，主题包括“中国的鸟”、“中国钱币”、“化石及其价值”等，积极开展科学普及。
此外，博物院在艺术人文领域也相当活跃，多次举办中国古代艺术的特别展览，促成西方人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欣赏。英美妇女会等外部机构也曾租借博物院的场地，举办展览、讲座或音乐会。上海博物院俨然已是近代上海城市中一处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1952年，上海市文化局接收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与震旦博物院，它们的收藏由新组建的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与上海图书馆分类接收。
原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现上海外滩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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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疆博物院稍晚于上海的博物馆创建者们，1914年另一位法国耶稣会神甫桑志华（Emile Licent, 1876-1952）在天津创立了另一处自然历史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在桑志华有计划的科学考察活动的影响下，北疆博物院馆藏标本与图书数量惊人，并且在古哺乳动物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北疆博物院
天津自然历史博物馆张彩欣馆长介绍，桑志华在创设北疆博物院时，有许多考虑：
参考了当时在欧美已经发展地较为成熟的许多自然历史博物馆，使整座建筑至今仍旧能够充分适应博物馆的机构职能。例如1922年开始建设的主楼建筑中辟出展厅、实验室、办公室、照相暗室与库房等不同的功能空间；为藏品保护与标本展示考虑，窗户全部采用双层高窗，展柜一律由法国进口，标本盒也参照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使用的样式；考虑到大件标本的运输与安置问题，建筑侧面还特别设置了科学方便的吊装设备。
这种规范一直延伸到博物馆的日常工作当中，例如博物院后来效仿欧洲一些自然历史博物馆与植物园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南楼附近再开出一片植物园，尝试引进五百多种野生植物（最终有三百多种成活）。
同时，桑志华在持续开展高水平的科学考察活动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与巴黎博物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知名科研机构的标本互换及其他学术交流活动，力图将符合西方博物馆各项规范的北疆博物院发展成为一座具有国际地位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事实上也达成了此种目标。
除去日常参观接待，博物院常就森林、水文与博物馆装修等问题向社会其他机构提供专业报告与建议。
与上海博物院一样，北疆博物院注重实物收集、知识生产与向外的国际联结，同时也通过自身文化景观的建构与日常实践，不断向中国本土知识分子输出现代公共博物馆的观念。
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梳理中国早期博物馆的本土实践，以及演进中的博物馆收藏与挑战。敬请关注！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大侦探 # on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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